第二个故事：弟弟追怀姐姐。

作者钱澄之是明末清初著名遗民诗人和文学家，逝者是他的姐姐。

大多数墓志铭都是请人代写，撰写者往往不认识墓主，内容大都是依靠墓主的亲朋好友的回忆和讲述。如果撰写者跟墓主本人很熟悉，那么他往往能从自己的直接追忆出发，描述更多有趣的细节和深刻的情感，让人读起来更加言之有物。

在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与他的姊妹关系通常会有两次重大变化：一次是女子出嫁时，她离开了本家去到了夫家；二是女子去世时，天人永隔。这两次重大变化会使男性更加深切地思考与他姊妹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文人为他姊妹撰写的墓志铭特别富有深情的原因之一。

如果墓志是为自己的姊妹而写，那么作者又会少了一层顾忌。因为这不像是为了母亲或者其他长辈女性撰写墓志铭，作为奉行孝道的作者往往要毕恭毕敬而且要有为之歌功颂德的压力；也不像是为了亡妻所作，没有让逝者最终能载入正史的目的。

钱澄之的这篇《方氏姊墓誌銘》之所以与众不同，恰恰是因为他描写了一个极为平凡的人，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

钱澄之姐姐排行第三，是兄弟姊妹中唯一的女性。再加上钱家曾有一位女儿早夭，姐姐在其后出生，仿佛是上天的安排，把早夭的女儿又转世回到了他们家，于是得名「錢還」。父母对这个女儿宠爱有加，尤其是母亲，在她出嫁后还一直补贴她在夫家的生活。

不幸的是姐姐的丈夫虽年少时颇为聪颖，科举之路却一直不顺利，考了十次都没中举。当时正值明清变革，战乱四起，她夫家的房子毁于战火，一家人只能流落他乡，挣扎求生。姐姐的丈夫郁郁忧愤，最终染疾而死。同时候，他们的母亲也去世了。

以前他们的母亲还在世时，经常会接济姐姐家的日常用度，如果哪个对媵婢不满意，他母亲会马上送一个能干的过去。到后来，姐姐家随嫁的婢妾竟然比他兄弟几人加起来还多。但是，等他们母亲死后，姐姐家中的婢妾死的死散的散，就只剩她自己操持了。钱澄之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原因，说很可能是姐姐驭下少恩，暗示她没有善待下人，才会造成这个局面。

但最终姐姐还是适应了这种生活，虽然家中拮据，还是努力地为几个儿子顺利完了婚。即使儿媳不像她当年伺候婆婆那样对她，姐姐也一直隐忍了下来。

钱澄之在一次归途中去看望姐姐，发现姐姐不过五十出头，头发就已经全部变白了，跟他们年老时的母亲很像，而憔悴的程度尤有过之。钱澄之又想起他小时候多病，姐姐抱着他哭泣，昼夜都不离开。姐姐长钱澄之十二岁，待她出嫁时，钱澄之还是个懵懂无知的幼童。钱澄之回忆起来其他东西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出嫁后归宁日的那天，姐姐回到娘家，一家人都欢迎她，母亲看到这幅场景，又哭又笑。

姐姐性多哀伤，喜欢哭，到了晚年更是这样。提到他们的母亲会哭，说到她的亡夫也会哭。他们兄弟姊妹见面时哭，分开时也会哭。大家都说姐姐善悲，但钱澄之说他回想起从前，也很容易感怀伤悲，所以没什么可责怪的。

等姐姐快到七十岁时，钱澄之说他们母亲跟兄弟们都没有活到七十岁，等到第二年姐姐七十大寿时，就把她接到家里来，带着子孙为她祝寿，姐姐欣然答应。没想到天不遂人愿，钱澄之孩子命丧盗匪之手，姐姐闻之惊痛，病情一下子就加剧，还没履七十岁之约就去世了。

钱澄之在墓志铭的最后写道：百世之下，知为同产。意思是百世之后的子孙们也要记得，他曾有这样一个同母所生的姐姐。

第一个故事：一位唐朝妻子为她丈夫撰写的墓志铭——《曹因墓铭》，大概是目前现存最早的由女性撰写的墓铭。

撰写人周氏，曹因的妻子。周氏说曹家世代是鄱阳人，曹因父、祖在唐高祖时期做过官，唯有他自己参加了三次科举，但始终没有获得任何功名。曹因死在了去长安的路上，朝廷公卿、街坊邻居、耆老故交，没有一个不为他感到惋惜的。只有周氏不这样认为。

周氏安慰曹因的母亲说：家里还有良田，完全可以侍养双亲；家里有夫君留下来的书籍文章，足以教育孩子成材。

最后一段周氏写了一段铭，来总结她的人生态度。基本上与庄周思想一脉相承，她说一个人活着有其天意，死了也有其天意，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达此理，哀复何言！）

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看见以繁体字出版的新书：伊沛霞等人主编的《追懷生命：中國歷史上的墓誌銘》。以前看过中华书局、古籍出版社之类出的都是一些老书或者校注，还以为新书只能以简体字出版。

哈金在《通天之路：李白传》里写了一个故事：七三七年的深秋，李白到了襄阳，想去看望老朋友孟浩然，但在路上却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原来孟浩然背生痈疽，大夫让他不要吃鱼虾等发物。孟浩然的好友王昌龄来访，孟自然好酒好菜招待，席上有一盘红烧汉江槎头鳊，肥美诱人，孟浩然忍不住吃了几口。接着背上的脓疮大面积爆发，两天后就死了。